您现在的位置: 首页 >> 学术论坛 >> 正文  
           
 
浅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四个关系”
作者:胡迟 文章来源:安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 点击数:278 更新时间:2016-5-6 15:30:00
       自2005年非遗保护运动在我国轰轰烈烈开展至今,关于非遗项目的认知、关于非遗保护的具体途径与方法一直是非遗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理论上的种种分歧,让执行层面陷入了重重迷雾。政策法规的制定、扶持资金的有效使用、保护规划的编制与实施,乃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终极目的都在各种悖论的博弈中指向模糊。本文尝试从解析四个关系入手,谈一谈目前非遗保护存在的共性问题,力图破中有立,摸索出一些解决之道。
一、保存与保护
    在这几年的非遗申报热中,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王文章部长曾指出的“泛文化遗产现象”,由于利益驱动,由于部分地方政府求功心切,许多不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也被纳入保护体系,造成公众对于遗产认知上的混乱,对非遗保护产生了负面作用。这种只重视申报而忽视保护的现象背离了建立名录的初衷,也不符合“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方针。有的地方和单位保护工作仅仅停留在建立名录的阶段,未能承担相应的保护义务和责任,未能采取有效手段,落实具体的保护措施。所以,我们应当通过强化项目论证,定期评估保护规划实施等措施,引导各地区将工作重点从申报转移到保护。二是时代局限价值观所导致的“狭隘精华论”,面对传统文化资源,我们是全盘继承,还是择优录取?毋庸置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和范围,表明了我们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包括消极、负面的文化内容。但民俗和民间信仰中的消极因素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对于某些文化事象的本质内容,我们的认知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所以,我们要杜绝一味使用“精英裁判权”,轻易地给一切事物贴优劣标签。并用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处理文化问题。正如田青教授所说,文化没有先进和落后之分。所以,在我们的价值观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局限的情况下,对于一些主流价值观暂时无法认同,但被某一民族和某一地域民众认同并承载着其民族情感记忆的习俗,我们要尊重当地民众的意愿,顺其自然;对于一些游离主流价值观,随着时代发展也逐渐被当地人摒弃乃至消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也不要弃之如敝屣,而要通过影像资料、书面资料作为历史的记忆保存下来,供后人研究。
    蔡武部长最近在一篇讲话中提到“保存与保护”的关系,他说,目前出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分为“保存”和“保护”两个层面,是考虑到在我国语境中“保护”更具有积极的意义,不能完全照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提法。同时,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繁多、性质各异,由于历史的原因,有的民俗和民间信仰活动或多或少含有一些与时代发展不相符合的因素,需要在认真甄别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的情况采取相应措施。
    对于非遗项目的保存与保护,我觉得目前全面保存,重点保护应是较为稳妥之途。既防止非遗项目成为政绩之枪,劳命伤财;也能避免因时代认知局限导致的遗珠之憾。比如说我省各市县2006年---2010年普查成果已汇编了839册,普查的项目有10016项。这些项目价值究竟如何?我们短时间内难以辨别。所以在此基础上我们还需要开展二度普查与深度普查,进一步拓展普查的广度与深度,进一步论证。在二度普查中,一方面,我们会将所有普查项目采录的文字与影像档案一一整理归档,全面保存,力求为后人留下全面真实的历史文化档案。另一方面,我们要将挖掘出来的重点项目纳入名录保护体系,对于这些项目,就不能仅仅停留在档案保存的层级上,我们要设立各级研究课题,联合各方面专家进行深入研究,分门别类地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标准和实施方案,进行传承、传播与发展。要按照《“十二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发展规划》的有关要求,对列入各级名录的项目采取抢救性、生产性、整体性等多种方式进行科学规划与保护。有力推动这些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尽快融入当代生活,成为当代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一部分。
二、传承与创新
    一脉文心传万代,千古不绝是真魂。这“文脉”与“真魂”,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也是我们要守护、传承的核心内容。但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任何一种文化都不是静止不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同样存在“流变性”。如何在流变中守护其真魂,如何在传承原真性的同时不将活态文化“标本化”,这是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首先来探讨“传承”这个词。传承是不是只需要成立一个机构,找一批人来接受老艺人培训辅导,然后再由这批人在某些固定场所进行展示、展演?如果果真如此,那么,传承下来的这个东西仍然是某一群人的东西,这种文化仍然无法达到“民有”、“民享”,无法真正回到民众生活中成为“老树新花”,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传承,应该是最大范围的回归和培植,是一场争取大多数人体认的文化的普及与传递。因此,传承不应该是某个机构的事情,而是文化部门通过组织、协调、通过保护文化项目的代表人物,通过资助传承人,并为他们打造生存发展的空间,通过舆论导向使优秀的民间文化得以迅速普及并深入人心。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说到底,是对“人”的关注与保护,这种关注与保护不仅要体现在对传承人资金资助与社会地位认同上,更要体现在社会文化观念的深层回归上。我们要传承的,不仅是“技”,更是“道”;我们要关注的,不仅是传承人是否能够将这个项目留存下来,更要关注民众是否愿意浸淫其中并享受其中?如何在传承中让“技”进于“道”,实现传统文化形与神的完整传承;如何在传承原真性的同时,不抽刀断水,人为中断其自然演变使传承变成简单复制;这其中的分寸拿捏,是决定传承持续性与深入性的有效支点。
再说创新。其实“传统”和“现代”一直是相对的概念,今天的“现代”就是明天的“传统”。离开了“传统”,文化像无根之树,开不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之花”,而若一直停留在“传统”,文化就是一根停止生长的老树桩。因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留住根,但留住根的目的是让它发新芽、抽新枝、开新花。如果说传承要更注重原真性的话,那么创新应当是开放式的,是流动不居的。传统在那里,至于如何提取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元素和现代元素有效结合,培育新品种,可以百花齐放,这些花的生命力如何?交给时间、交给民众去检验。也就是说,传统是个母本,创造的“子本”是否推陈出新,全凭创造者的悟性。好的“子本”能激活“母本”,而失败的“子本”也无损于“母本”,它只是自己把自己淘汰了而己。真正的创新,不是哗众取宠,不是拔苗助长,而是掌握其自然演变规律,将时代性与个人的颖悟渗入其中,激活传统文化内在生命力,并将其提升到与当代社会文明相适应的文化范畴中来。
    关于传承与创新,其实就是传统的“存”与“续”的问题。我觉得,目前不妨尝试实施双轨并行,功能分隔的思路。即项目一旦进入名录保护体系,审核认定的项目保护单位要着重于传统资源原真性的守护与传播,着力于“存”,而其他专业艺术表演团体、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妨活用传统,打开思路,大胆创新,着力于“续”。双轨并行,相辅相成,这样,就既守得住“真”,也变得出“新”了。
三、活态与生态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是活态传承,但我们要清醒地看到,随着自然环境的改变,随着经济生活模式的改变和人们审美消费观的改变,曾经占据人们主要文化生活的传统项目渐渐边缘化了,淡出视野,也淡出心灵。无人喝彩的舞台注定是荒芜的。一些民间传统艺术甚至出现有人教,无人学的局面。存续空间的受限必然导致活态传承受阻,因此,要保障活态传承,首先要孕育适合其生长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什么是文化生态?文化生态就是在一定历史和地域条件下形成的文化空间,以及人们在长期发展中逐步形成的生产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艺术表现形式。这个生态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经济环境与社会环境。
    目前,我省活态传承较好的项目如文房四宝的传承发展依赖于书画市场的繁荣与民间收藏热;柳编制品的传承发展依赖于活跃的家居市场及新兴的田园生活情调;花鼓灯的传承发展依赖于演出市场的繁荣与各级专业艺术院校与表演团体的推崇认可;而徽州古民居的修复活动使徽州古民居建筑技艺与徽州三雕的工艺得到了一次深度回归……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省的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从生态修复着手,是为活态传承提供了最坚实的着陆点。
    而从长远考虑,要孕育适合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性发展的生态,我们还必须从教育入手。乡土教育在20世纪30年代曾风行一时,那是以文明启蒙为发端;今天的乡土教育,要以传统回归为旨归。针对青少年,我们可以组织专家学者为他们编写系列乡土教材,培育他们的乡土情怀;开设书院式讲学研讨,定期请地方专家学者来和他们交流探讨,培养他们的乡土意识;组建青少年社团,分层次地参与地域文化的调研与建设,培植他们的乡土责任。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假以时日,我们一定会孕育出适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生长发展的优质土壤。
四、主导与主体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创了中国模式,这种模式最典型的特征是政府主导,专家推动,社会参与。按照公约规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要有三种类型:①国家 ②国际组织 ③社群(commuities),群体(groups),个人(individuals),非政府组织(non-govenmental organizatios)。我国非遗保护初期,主要是以下四股力量构成保护主体:政府部门(行政管理机构,如非遗司、非遗处)、文化部门(业务指导部门,如各级非遗中心)、传承人和专家。这四股力量的功能分别是:政府部门——出资金,出政策、出法规。文化业务部门——组织、协调、普查记录,建立分级名录、建立档案和数据库出版研究成果,培训专业队伍。传承人——传承、展示、传播。专家——项目认证、学术把关、学科研究,并负有业务咨询与指导以及监督保护计划的实际操作。
虽说非遗保护伊始就一直强调民众才是保护主体,但从这几年的工作运行模式来看,政府的职能几乎统率涵盖了保护工作的方方面面,成为保护主体中的决定性力量。专家是舆论推动者,而文化业务部门和传承人是执行层,至于广大民众,则被无意识地排除于主体之外,只是作为普及与传播的对象存在。以至于有人质疑,政府过度主导,是否会使民俗变成官俗?应该说,在现行体制下,保护初期也只有政府主导才能形成如此巨大的助推力,才能在最短时间内集合所有资源完成非遗的抢救保护程序,但时至今日,如果我们的非遗保护一直依靠,或仅仅依赖于政府推动,是行之不远的。
现在,是我们应该进行角色转移的时候了,是应该将保护的主动权交到最广大的民众手里的时候了。因为只有民众才懂得自己需要什么样的生活,只有民众最懂得什么样的文化才有可能在自己的生活中起作用。他们必须先拥有文化的自主,才能有文化的自觉。而只有他们真正自觉参与其中,非遗保护才有可能扎根,并且持续。
    那么,如何进行角色移交呢?我觉得,在未来的非遗保护中,我们要适时淡化官方色彩,致力于提升民间力量。政府部门必须从管文化、办文化兼于一身归位于一个纯粹管理与服务型的角色,通过制定可操作性的财政、税收以及各种激励文化保护的政策条例,鼓励各种民间团体与个人加盟其中,积极参与传统文化的保护、利用和创新,逐渐形成保护资金多渠道,保护方式多类型,保护队伍多层次的非遗保护局面,当自上而下的政府行为与自下而上的民间行为合二为一,当全民参与,多元共存,平等互动的良好机制建立健全。我们才能够说,非遗保护进入了我们预期的轨道。
    非遗法颁布实施后,非遗保护工作正面临着一个艰难转型的过程,如何保护,如何让这些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我们当代乃至未来的生活中枝繁叶茂地绵延,已成为目前非遗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在这个时期,对于非遗保护中这四个关系做一些梳理,权当抛砖引玉,希望能引发非遗同仁们更多更深的思考。